寓兵于农始于西周吗?

时间:2016-03-10 责任编辑:网站原创 点击:
寓兵于农是兵制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,历来为众多兵家学者所关注。它究竟始于何时?至今仍是众说纷坛,难以达成共识。
  
  《庄子。盗跖》称“黄帝前耕而食,织而衣无相害之心,此德之隆也,然而黄帝不能致德,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,流血百里”。《商子。画策》云:“神农之师男耕而食,妇织而衣,刑不用而治,甲兵不起而王”。由此可见,五帝以前很少战争,没有专职军队,不存在寓兵于农的问题。夏王朝建立了由王控制的军队,平时由少数不参加生产的贵族上层组成卫队,战时以其为骨干征集大量平民组成军队(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。军事》军制、《中国军事
  
  史》军制)。商王朝建立了右、中、左三师(《殷契粹编》:“丁酉贞作三(师)右中左”),以贵族为骨干的国家军队,仅9000人。从以上情况看,夏商军队的数量少,成员多为不参加生产的贵族,奴隶不能参加军事活动(《易经》:“高宗伐鬼方……小人(奴隶)勿用”),当然也无寓兵于农的必要。有的军事史学者认为,商王朝已开创寓兵于农的先河。从商代甲骨文和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诗经》看,武丁时期就开始实行军民制度。军队采取预定编制和隶属关系,先在贵族中固定各级指挥官,再将适合服役人员登记列编,使“平时任户计民”以预定其军籍,做到:“人有隶属之军,军有所统之将”。在编甲士(多为平民)、徒兵(农业奴隶)并不脱离生产,而进行短期射、御和使用戈、矛等武器的训练。战时指挥官逐级下达征集令,迅速按编制集结出证。《左传。隐公五年》:“故春蒐、夏苗、冬狩,皆于农隙以讲事也,三年而治兵,入而整旅、归而饮至,以数军实”。这些史料就反映了西周亦兵亦农,士、农、工、商均服兵役的实际情况。
  
  军事学术界的多数专家学者则认为,寓兵于农是始于西周。《禹鼎》、《滔壶》等史籍记载,西周有“西六师”、“成周八师”、“殷八师”,周天子直属的常备军二三十万。当时生产水平很低,难以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,除少数贵族成员以外,所有士兵均须参加农业生产。《国语。周语》:“三时务农,一时讲武”。《管子。小匡篇》:“商工之乡六,土农之乡十五。
  
  公帅十一乡,高子帅五乡,参国故为三军“。周王朝每年军事演习三次(《周礼》称四次),在农闲时进行。所有役龄内的人员,无论是否在营都要参加。演习通常还与田猎结合,演习完即进行狩猎。
  
  有的军制专着还认为,西周还建立了相应的制度,配合寓兵于农的贯彻实施。撮《史记》等古籍记载,周代的井田制与兵制结合紧密,人民“划井而居”,因井田而缴纳赋税,税以出粟为主以足食,赋以出军为主而足兵,从军赋到征兵都体现了寓兵于农。据《周礼。地官。司徒》记载,西周普遍推行了义务兵役制,乡遂之中大致每户征召一人为兵,按比(5家)、闾(25家)、族(100家)、党(500家)、州(2500家)、乡(12500家),编成伍、两、旅、师、军。在乡称比、闾、族、党、州、乡,在军称伍、两、卒、旅、师、车。周王朝初期大规模战争很少,以后也不是战火连绵,实际上是每家出兵一人备征,7家(另一说10家)轮流有一人在营服役。口粮、衣服自备,战车、马匹、兵器等装备由国家供给。(《周礼正义》:“六乡之卒,出于乡里,而兵车、大车、马、牛出于官)”。一旦发生战争,未在营的适龄人员,根据需要被征召入伍,使作战部队编制满员。
  
  西周时军训与教育和生产结合紧密,也充分体现了寓兵于农的精神。《周礼》称:“乡有庠,州有序,党有校,闾有塾”。《礼记。学记》称:“古之教育,家有塾,党有庠、术(遂)有序,国有学”。学校不分文武,教育内容为六德、六行、六艺。小学学习个人技术性的礼、乐、御、书、教(周礼。大司徒》),大学学习六德、六行等理论,结合军事演习,学习集体性的礼、乐、射、御及战阵指挥等知识。“国人”每年参加短期受训而不脱离生产劳动,少数贵族常年在校学习。
  
  军事学术界有的还认为,寓兵于农始于西汉的屯田兵制。汉文帝时,开始推行屯田制,徙民皆习武耕种,抵抗匈奴入侵。武帝时,为消除戍卒更代之烦和安定边防,在西北边民新设六郡,“开田官,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”(《史记。平准书》)。设有屯田校尉、护田校尉、农都尉等官职,自敦煌到盐泽沿路均有屯田兵戍守。以后各帝进一步发展了屯田兵制,使数10万屯田兵“有警则战,无事则耕”。像这样的兵农一体,亦兵亦农,才是寓兵于农的开端。